早听说在纪念郁达夫百年诞辰之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部郁达夫年谱长编。直到近日方在上海的书店看到，嚯，那么厚（1920页）！可见编著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出版社也很有魄力。这确实是献给达夫百年诞辰的一份厚礼。
站在书店略为翻阅，便知编著者力求吸纳近年来郁达夫研究的成果。当然，我也发现尚有不少漏失。例如，十年前由鄙人发现和发表的赵南公日记中有关达夫的史料便为编著者所不知，以致年谱1921年间有不少地方仍沿用了过去的误说。然而，激起我现在写此文的倒不是因为这些，而是看到书中1921年7月间引用的台湾刘方炬《浪漫大师郁达夫》一段很“精彩”的记述（原文太长，只得删简）：
“郁达夫一直到死，都未能获知他那篇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所曾遭到的命运。事实上，《学灯》主编是病逝在台湾的老作家王平陵。当年《时事新报》的《学灯》，内容丰富，取材严谨，是新文学作品的最佳园地，每天都收到大批的投稿。《时事新报》的老板，还特地给王平陵备了一个房间，作为副刊编辑室，据王平老病逝前向笔者透露，当时他每看一篇稿子，觉得不太合用，便顺往椅子背后一丢……一天，老板巡视，认为积稿成灾，……请王平老在一日之内，把全部存稿烧掉。
“是日也，天寒地冻，朔风怒号，……平老一面监督焚稿一面信手抽出几篇重加翻阅，他怕的是万一有沧海遗珠，一经焚如，就此不能见天日了。便在这时，他偶然抽到了未具名者投来的一篇《银灰色的死》，越看越觉得兴味盎然，不忍释手，便这么奇迹似的从火焚边缘给抢救了回来，开始在《学灯》突然揭载，使郁达夫一辈子也没弄懂其原因何在。如今郁达夫、王平陵二氏俱已作古，笔者特将此一内幕写在本文以前，也算给文学史留下一则佳话。”
这则“内幕”“佳话”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王某椅子后丢弃的稿子都是他看后觉得不合用的，何以“偶然”一看却又觉得“兴味盎然，不忍释手”了呢？真的这样，就只能说明他平日看稿很不负责。作者本欲褒之，反成贬之。其次，达夫此稿发表于7月间，怎么会“天寒地冻，朔风怒号”呢？再次，达夫此稿只是未署真名（署笔名T．D．Y），并非“未具名”。这些且不说它。关键是“《学灯》主编是病逝在台湾的老作家王平陵”，此乃天大的谎言！王氏虽然后来在国民党内地位越爬越高，但在二十年代初只是一个无名之辈。我对王氏的生平没有、也不打算作深入研究，他与《学灯》有什么关系且不管它，至少在1921年他不可能是该刊主编！
当时《学灯》的主编，名字都出现在该刊的启事及通信栏中。1920年1月起，李石岑接替郭虞裳任《学灯》主编，直到1921年7月由郑振铎（西谛）正式接编，至1922年3月改由柯一岑主编。当时报纸副刊的主编，一般就是一人，连助手也没有。1921年7月17日，《学灯》发表《李石岑启事》和《西谛启事》，正式宣布主编接替（实际上在这以前已经由郑开始编了），白纸黑字可以为证，哪里还有什么“王平老”夹在当中的“佳话”呢？
郁达夫于这年初从日本寄来这篇稿子，当时李石岑未用。后来郭沫若到东京见达夫，介绍国内文坛“党同伐异，倾轧嫉妒”，郁便想起自己的稿子，托郭回国后索回。此时《学灯》正由郑振铎编，郭向郑传达郁的话后，郑在前任主编的积稿中找出郁稿，予以发表。事情全部过程不过如此，与所谓“王平老”没有任何关系。详细请看拙著《郑振铎传》或《郑振铎论》。
因此，郁达夫年谱长编所引这段“佳话”，不管是王氏的自吹，还是刘氏的编造，总而言之，把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部小说集头一篇郁达夫的创作的发表”说成是王某的功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这样的谎言就得揭露，勿谓堂堂中国空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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